我大一新生時遇見黃院長，當時我對生命科學並沒太多的具體暸解，但是被指派當任生科系招生簡介的編輯工作，和院長深談數多次，我不知道是否有完全明白院長對生科院的遠見，但是他啓發了我對未來生涯，沒有境界的想像。

1993年時，台灣是個相對封閉，威權政治殘留的年代，絕大多數的在學役男在未服完兵役之前，是沒有任何出國的機會。黃院長認為生科系大學生應該有國際觀，與世界交流，他大膽提出讓我們利用暑期到歐美大學遊學。他幫助我們排除許多政府的行政障礙（教育部，國防部），讓我和二位同學得以到英國雪菲爾大學遊學十週，對我這樣一個從藍領工人家庭出身的學生，這是幾乎無法想像的機會與經驗。在排除行政障礙的過程中，我從黃院長身上學到的是，這個世界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機會是可以自己創造，大學生應該勇於挑戰 status quote。當然在英國十週的經驗，讓我暸解到世界科學界的浩大。

黃院長對學生的關懷及關注是長長久久。2000初，回到巴爾的摩的黃院長不忘我們這些生科系校友，邀請在美國念書的第一屆及第二屆畢業生到他家，我們十幾個人在他家住了一晚，由師母招待我們巴爾的摩有名的藍蟳大餐。我們聽著院長及師母講述他們來美的經驗及故事，他們對我們每個人在那裡念書，做什麼研究都十分有興趣，細細詢問。黃院長及師母的風範及胸懷，讓我們這些在美國學生感受到來自家鄕的關懷。

2014年我在DC附近工作，趁著地緣方便，我和陳景峰再去巴爾的摩拜訪黃院長及師母，院長當時過著充實的退休生活，他帶我們看他的花圃菜園，他告訴我們每年他和師母還是飛回台灣，協助資詢台灣生命科學學術及產業規畫及發展，他們二老對台灣之情及關懷，真的令我們感佩。當然黃院長及師母仍不忘詢我們的近況，我們的工作及生活。

大學時代已經是快30年前的事了，我在美已經20年了，我還是清楚記得在大學時期黃院長邀請我們去他家吃飯説過的數個幽默故事，我記得他教我如何做書報討論（journal club），以及他像學生一般，騎著一台舊機車上生科院的影像，還在我的腦海裡。我沒有成為什麼有名的科學家或做出什麼偉大的科學研究。但是黃院長啓蒙了我對生命科學及科學研究的永久熱愛以及為人該有的寛懷胸襟，這對我而言，是他給我的無價人生資產，我永遠感念他。